日治時期「臺北放送子供唱歌隊」初探

－以灣生中村ヤウ子與中田芳子的個人體驗為例－

陳怡如

神戶大學國際文化學（藝術文化專攻）博士、譯者

1、前言

本文以中村ヤウ子與中田芳子兩位灣生女性，在1942～1944年間參加「臺北放送子供唱歌隊」（以下簡稱臺北唱歌隊）的實際經驗，初探臺北唱歌隊的組成、演出活動、評價與對參加者之影響等等，藉以補足現有關於唱歌隊研究不足之處。

2017年，筆者於日本進行灣生訪談調查時，偶然發現居住神奈川縣的中村ヤウ子[1]與千葉縣的中田芳子[2]兩位女士，擁有同樣一張老照片。這張老照片攝於1942年6月的臺北放送局第一演奏室，主角是位唱歌隊的孩童們【圖1】。

有關臺北唱歌隊之史料或相關討論為數不多，當中提及臺北唱歌隊的演唱曲目或演出活動，多整理自散見於《臺灣日日新報》上之節目表。而臺北唱歌隊的成員組成、詳細演出活動等細節，則礙於史料不足無法再有進一步的考察。

臺北唱歌隊的孩童不同於一般孩童，他們不僅是戰爭期下兒童音樂教育的「受體」，同時也是「發信體」。本文透過訪談除了取得臺北唱歌隊的實際參與經驗外，也採集兩位臺北唱歌隊成員至今仍記憶猶新的歌曲，進一步發掘並考察戰前音樂史中，臺北唱歌隊至今不為人知的面貌。

2、臺北唱歌隊成員之組成

據筆者考察，臺北唱歌隊最晚於1939年3月以前就已成立。此時的臺北唱歌隊，非由固定成員演出，是有需要時被放送局以個人名義找去演出的。1942年5月，臺北放送局從幸（6名）、旭（8名）、南門（8名）、壽（6名）、樺山（6名）、建成小學（6名）挑選共40位5年級的女學童，組成大型兒童合唱團。在製作人豐田義次（時任放送局文藝部）、指揮兼歌唱指導小關正男（時任蓬萊公學校教師）、鋼琴伴奏波部初雄（時任家政女學校教師）3人的帶領下，以首屆臺北唱歌隊的名義展開歌唱活動。

為何臺北唱歌隊要擴大唱歌隊之編制？筆者以為有下列2個原因：第1，應是為了呼應是為了呼應日本在戰爭期間，「開朗的」唱歌（尤其是合唱）是國民教化動員、政策宣傳的主要手段。第2，與1941年4月，初等教育改稱「國民學校」、1942年3月，日本成立「日本少國民文化協會」等一連串措施有關。也就是在戰爭體制之下，當局欲藉由音樂與廣播，向皇國預備軍之「少國民們」發揚軍國主義、愛國主義等意識形態。兩位女士也認為，此時擴大編制是國家為了要向孩童推廣軍歌，且唱歌隊為守護戰線後方之一員，透過歌聲可提振孩童士氣。
 

3、1942年以後的臺北唱歌隊之演出活動與演唱曲

（1）演出形態與節目

臺北唱歌隊的演出形態，基本上為每週2次練習（每周三及周六下午放學後至晚上7點左右）、每月1次節目演出、每年2次於臺北公會堂演出。有時還須配合廣播劇、臨時或特別節目，以及勞軍演出等等。

　1－1節目演出

每月的節目演出安排，是由豐田義次與同為放送局文藝部的伊藤不二男負責。根據【表1】所示，臺北唱歌隊除了延續1939年以來在「子供の時間」的演出外，也在「放送コドモ讀本」、「家庭學習の時間」等兒童教育性質的節目演出。而演出頻率不完全是每月1次，也有每月多達3次以上者。事實上，臺北唱歌隊並無固定的演出節目，除了上述之兒童節目，也於一般新聞結束時演唱2～3首歌曲等。

另外，因當時錄音技術甚差，在播放時會產生雜音，因此演出時多為現場直播，少部份才使用錄音。在演出後，放送局會以季為單位，給予等同國債之物、公車回數券、或刻有臺北放送局字樣之自動鉛筆等作為回饋。

　1－2臺北公會堂之演出

擴大編制後的臺北唱歌隊，其首次演出不是在放送局，而是1942年6月17日，於公會堂舉辦之「臺灣始政紀念祭」中演出。演出分為早晚兩場，演唱曲為〈進め少國民〉、〈椰子の實〉等。

臺北唱歌隊在公會堂的表演，通常是大場面的演出，例如：與成人合唱團共同演唱〈臺北市民歌〉等大型歌曲、或是當局有意盡快向國民發表新作曲時，與高等女學校或其他合唱團一同演出。且伴奏也不同於平時廣播演出時的鋼琴伴奏，而是由管弦樂團擔任。在演出後，會以公會堂的西洋式料理作為犒賞。

　1－3廣播劇、臨時或特別節目﹑勞軍演出

臺北唱歌隊或部份成員，有時也得在由放送劇團所演之廣播劇中穿插演出。例如：在《君が代少年》一劇中演唱主題曲【圖2、歌詞1、影像1】、又或在《北白川宮》一劇中擔任吟詩。

此外，中村女士表示：「有次臨時接到放送局的電話，說今晚的『少國民の時間』中預計要播『お茶の話』，要我在節目中獨唱兩首。到放送局看了樂譜後，得知一首是〈茶摘み〉，另一首是伊藤老師臨時趕出來的自作曲〈烏龍茶〉【歌詞2】。這首歌的詞、曲寫很粗糙，我也只有15分鐘能練習，但還是盡力在節目中將歌唱好。」

中村女士也有與成人組成之放送唱歌隊於「前線に送る夕べ」、「燈臺へ送る夕べ」等慰勞性質的特別節目中，擔任獨唱或開場的經驗【歌詞3】。也有2次自願參加放送局約10人組成的勞軍團，到臺北郊外的陸軍駐地及陸軍醫院演唱童謠的經驗。甚至是支援放送劇團孩童角色的演出。也因此，即使中村女士在小學畢業離開唱歌隊後，仍會偶爾接到來自放送局臨時支援演出的要求。

（2）演唱曲

臺北唱歌隊自1939年成立以來，須進行、配合的節目相當多元，加上又有個人單獨演出的情況。為了能應付如此多種形態的演出，演出歌曲的涵蓋範圍就變得相當廣泛。包含童謠、學校唱歌集、國民歌謠、軍歌等。演唱的方式有，齊唱、獨唱、二部合唱、三部輪唱。

從【表2】可知，臺北唱歌隊演唱的歌曲多為出自小、公學校唱歌集（1942年改稱國民學校後，出自《ウタノホン》、《初等科音樂》）。當中也有為數不少是臺灣特有曲，甚至是與學校國語課相關之歌曲。

兩位女士對這些歌曲仍印象深刻，除了在日本本地受到軍方極力推廣的孩童軍歌之外，尤其對臺灣特有曲，例如：〈ペタコ〉（白頭鵠）【歌詞4】，至今還能憑著記憶邊彈邊唱。中村女士還補充，除了【表1】中所列之歌曲外，還練唱了〈小人の村〉【圖3、歌詞5、影像2】、〈彌次北道中〉等具有故事性及幻想性的趣味歌曲。

中田女士認為，5年級時還是和平的時代，完全感受不到戰爭的緊張感，因此放送局在節目中安排很多童謠、唱歌集的曲目。在升上6年級後局勢變得緊繃，才開始增加軍歌練唱的比例。

由此可見，放送局雖會因應時勢，與日本一樣，讓唱歌隊演唱與具有戰爭意識形態的軍歌。或是作為學校教育的延伸，同時提升臺人孩童的日語能力，讓唱歌隊演唱學校唱歌集。但與日本不同的是，臺灣在規制上仍保有一定的彈性，使得臺北放送局在戰爭期間還能持續播出童謠或是兼具文學性與臺灣元素的藝術歌曲。

4、臺北唱歌隊的評價與對孩童的影響

1944年間，唱歌隊孩童因空襲嚴重而疏開至鄉間等原因，導致演出者嚴重不足，臺北唱歌隊因此消散於戰爭末期中，不了了之。成員們也因此而四散，戰後70余年仍無法得知彼此去向。

承如前述，目前僅存之臺北唱歌隊相關史料甚少，其評價與影響無法從時人論述做客觀的分析。因此，本文試著從兩位當事人以及中村女士的級任導師對唱歌隊之看法來切入。

（1）對臺北唱歌隊之評價

　1－1當事人

首先，在唱歌隊的老師方面，對於鋼琴伴奏的波部初雄，兩位女士皆認為，其演奏水準高於由業餘人士組成之臺北放送管弦樂團。就唱歌隊的成員看來，放送管弦樂團的演奏品質相當粗糙。

對於指揮兼歌唱指導的小關正男，兩位女士也給予高評價。小關正男從不曾對成員生氣，而是以稱讚、鼓勵的方式進行指導，堪稱是教育家的典範。    其次，在學習歌曲方面，兩位女士皆一致認同，在唱歌隊學到的層面比學校音樂課要來得深入且充實。除了前述之歌曲的多元性之外，即使是節目內容須配合時勢，放送局在內容上仍是有意識地安排具有文學與藝術性的歌曲。中村女士表示，當初進唱歌隊前，已經做好只有唱軍歌的心理準備。沒想到進去後，各式各樣的歌曲都有練習，唱歌隊變成一個逃離充滿軍國色彩的地方。中田女士也直言：「放送局要我們演唱軍歌，充其量只是披著配合戰爭的外皮罷了。事實上我們感受到的，還是音樂的藝術性大於軍國主義。」

　1－2學校老師

然而，中村女士的級任導師則對唱歌隊的活動及參加唱歌隊的中村女士相當不以為然。原因是，老師認為在這非常時期，根本不是歌舞昇平的時候。男性在前線作戰時，女性就該守護在戰線後方，不得為後勤補給工作有所怠慢。因此，在唱歌隊的練習日或演出日之前，老師會找盡各種理由，將中村女士滯留在學校，施以長時間的說教，或是故意找麻煩。

（2）唱歌隊對孩童之影響

兩位女士皆一致認同，參加臺北唱歌隊的2年間，是人生中最快樂、最幸福的時光。兩位女士從小就喜歡音樂、對唱歌有興趣，而唱歌隊則是提供這顆音樂種子發芽、成長的環境。

對中田女士而言，唱歌隊是自己音樂人生的原點。它讓自己發現唱歌的樂趣與美好，讓唱歌不只是停留在兒童遊戲的程度而已。同時，唱歌隊參與廣播劇的演出，也讓自己著迷於音樂結合故事之美。中田女士返日後，取得YAMAHA音樂教室的教師資格，40年來從事音樂指導外，甚至還世界首創「逆さ歌」（倒唱歌）音樂，現以Youtuber的身份活躍於網路。

另一方面，中村女士返日後，偶然與同為灣生的竹中信子加入同一個合唱團，持續進行演唱活動。此外，還基於對母校的思念創作了〈幸小学校追憶の歌〉【圖4】，成為校友們齊聚一堂時的必唱歌曲。她至今仍持續每日2～3小時的鋼琴彈奏。

在戰爭期間，課堂的學習時間被剝奪，取而代之的是做防空洞、種植蕃薯、蓖麻等後方補給之勞力工作，且有的人還得遭受學校老師的壓迫。對這些孩童而言，唱歌隊很自然地便成為心靈上的一種救贖了。

5、結語

昭和初期，廣播作為一種同步、迅速且大量資訊傳播的工具，在戰爭期間被視為是宣揚戰爭、軍國主義的手段。當局想盡辦法透過唱歌結合廣播，讓孩童作為戰線後方的皇國預備軍，提升士氣、團結一致，同時將戰爭的意識形態與軍國主義滲透到其心裡。另一方面，從日治初期開始，唱歌教育即是國語教育的延伸。總督府欲藉由唱歌、童謠等音樂，讓日語更加深入臺人孩童的生活，企圖讓臺灣社會達到完全日語化。不過最後因戰況吃緊，不論日本或臺灣的放送局都無法持續製作節目，旗下的表演團體也不得不解散。當局企圖透過唱歌結合廣播來宣傳軍國主義、塑造殖民地臺灣「少國民」的理念，其成效恐怕是相當有限。

不過在音樂教育上，臺北唱歌隊卻有著豐碩的成果。臺北唱歌隊誕生於戰爭爆發的日治末期，且存在期間不過短短數年，但從兩位唱歌隊員的實際體驗可知，臺北放送局到最後一刻仍盡力在戰爭的意識形態與藝術間取得平衡。對兩位女士來說，臺北唱歌隊是戰爭下心靈安寧的避風港，開創了她們往後的音樂人生。且原本為了塑造臺灣少國民而演唱的臺灣特有曲，更成了她們緬懷臺灣的精神指標。也就是說，當我們在回顧臺北唱歌隊存在的這段時間與空間時，必須留意臺北唱歌隊不單單僅有為戰爭服務的這個單一面相，同時也具備音樂教育與形塑自我認同的多重面相。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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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