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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音聲一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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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博物館的聲音典藏

類別: 文章分享

日期: 2019/10/04

點閱數: 45

研究分享:談博物館的聲音典藏

第二屆聲音的臺灣史研討會(2019.9)

作者:黃裕元

  聲音,是一種空氣振動的模式,如果我們能把聲音的波形記錄下來,而紀錄的方式又得以重新震動空氣,該一聲音便能獲得保存,而成為聲音的典藏。

  1877年愛迪生發表留聲機之後,記錄與重現聲音的方式便開始發展,大略又以「唱筒」、「唱片」、「磁帶」、「數位資料」四大形式。以臺灣來說,唱筒(phonograph cylinders)不太被記錄到,蟲膠唱片(shellac records)約1910年代出現市面,1930年代唱片市場規模仍小,1960年之後33轉塑膠唱片(Vinyl records)與電唱機成熟,聲音市場—特別是流行音樂展開多年的榮景,俗稱為「黑膠」;磁帶(Magnetic tape)相關技術發展甚早,不過到1960年代之後才被廣泛認識,多用於電台與唱片公司的錄音作業,1980年代卡式錄音帶出現而大舉發展,普及更勝於唱片。

  1990年代之後,數位資料—「CD光碟」成為市場新寵,先是幾乎消滅了黑膠唱片,進入21世紀,壓縮聲音檔(mp3)乘著網路深入生活,成為隨處可取、無所不在的新媒體,卡式錄音帶很快遭到徹底淘汰,CD實體市場也幾遭毀滅……

  在幾波技術更新的過程中,舊主流聲音載體被淘汰的同時,除了部分被認為具有「市場」、或具有特別意義的聲音,得以被唱片公司加以保留、轉製到新載體外,其他留存在舊載體裡的聲音,便只能遭到廢棄。於是每一波媒體的更新,就伴隨一場「聲音的大滅絕」。

  徵諸前述的媒體發展,臺灣在1960年、1990年、2000年這三年分別有三波聲音的大滅絕,眾多蟲膠78轉唱片、塑膠33轉唱片、卡式錄音帶的聲音就這麼消失在社會生活中,除非以文物的形式獲得保留,並要有相對應的播放技術加以支應,這些聲音才有可能留存。這個情況下,民間的博物收藏、特別是博物館的存在,便扮演相當特殊的功能。

  本文將以個人這幾年來在博物館處理聲音史料的經驗,探討博物館面對這些舊媒體,以及當中那些曾經被社會所淘汰的聲音資料時,應要的準備與策略。

 

「有聲史料」與當代技術

  面對舊載體中的大量聲音史料,我們應該如何保存最好呢?

  大家多少看過「侏儸紀公園」系列電影吧,還記得當中科學家是怎麼讓恐龍重現當代的嗎?他們是想辦法取得滅絕恐龍的DNA,參考當代蛙類的基因序列補齊。這當然只是理論上,不過反映一個現實,要把已滅絕者重現於當代,再怎麼想要「衷於原味」,仍只能仰賴當代的技術與器材,所以說,當我們企圖將舊載體上的聲音史料加以典藏,特別是舊媒體沒有相對應的器材時,當先拋棄「完美復刻」的企圖,僅能就現有的器材加以處理,進行整理數位化作業。

  將文物妥善保存,讓它所記錄的波紋能延長留存的時間,這方面的努力,是作為收藏家或博物館的基本要求,除此之外,當我們具備一定的技術,得以將相關聲音資料更完整的擷取、轉置到新媒體上時,便應進行適當的讀取作業,讓相關聲音資料得以為當代所用,也唯有如此傳接而後,才能讓這些聲音資料脫離滅絕的狀態,化死為生。

  這件事看似簡單,卻是收藏與博物館界碰到最棘手的問題。受限於器材與技術,多數收藏單位並沒有將有聲典藏擷取聲音,頂多就唱片表面的書面資料加以建檔,而無法發揮典藏利用的機能。找尋適當的技術、投入資源與人力進行數位化作業,是聲音典藏的首要工作。

  以唱片與磁帶錄音來說,國內相關專業人才與技術並不普及,這需要長期的培養與投資,並就各類材質加以研討克服。蟲膠唱片固然重要,卻只能以處於土法煉鋼的手段,至於黑膠唱片和磁帶的整理與錄音技術仍不難取得,但因為利潤不高,幾乎沒有可穩定大量處理的民間企業。國內各蒐藏機構進行的數位化成果,多半是以合作整理的方式,找尋可處理的機關或特定人士,進行聲音擷取工作。

  前述作業除資源技術瓶頸外,有時會遭遇到兩難︰當現有的讀取方法具有一定的破壞性時,我們還要進行讀取作業嗎?以個人經驗,面對物理性質特別脆弱的部分唱片和磁帶時,就常遭遇這樣的困擾。

  1926至1927年間日本特許唱片出品的臺灣音樂唱片,是相當代表性的脆弱有聲文物。該類唱片以紙本兩面壓上蟲膠,當時就被當作是消耗品,以銅製唱頭留聲機撥放會刮落表層,以較後期的電訊唱頭撥放時,卻又音唱頭太輕而帶有嚴重雜訊。這批聲音資料對當代人而言,也只能以較不具破壞性的電唱磁頭讀取、聽取模糊的大概,妥善保存、留待後續或有新技術再加解決。

  磁帶雖然時間不如唱片久遠,隨時間劣化的情況卻更為嚴重,脆化酸化的磁帶如需善加處理,需投入相當的資金與人力。目前國內關於磁帶的利用更為貧乏,隨著時間過去相關蒐藏將為脆弱,民間收藏單位或博物館能否在這方面進行有效的投資?是值得關注的問題。

  值得一提是,民間的磁帶收藏除了以往曾流通的市面商品外,還有許多重新錄製內容的盤式錄音帶、卡式錄音帶,由於可重複利用(所謂的洗掉重錄),我們只能擷取它最後的錄製內容。在錄音的同時,不時也激起我們好奇:「為什麼是這些聲音、而不是其他聲音被採錄下來呢?」除了聲音內容之外,當中呈現出錄音技術與社會生活的關係,也值得探討。相關認識必須建立在長久、更全面性的聲音典藏利用工程上,而這樣的工作,在臺灣連起步都還沒有。

  目前在臺灣關於錄音技術的單位,以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數位典藏中心運作最為穩定,該單位具有唱片與磁帶處理的國際級標準技術,且舉辦國際交流活動,然作為學術機構,並無法因應穩定或大量的操作作業。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與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近年分別進行稍具規模的數位化作業,也發布部分成果,但兩機構的相關技術與器材,乃建立在與民間收藏家的合作關係上,相對於可見的大量需求,人力投資也顯得貧乏而不穩定。

  我們仍應期待針對各類聲音資料建立穩定機構,擔負起典藏與資源整合作業,持續進行大規模、長久發展的有聲典藏取存工程。

 

此時「無聲」勝有聲

  前述關於聲音典藏的蒐藏利用,是針對具錄音內容的典藏品,但在成千上萬的博物館蒐藏裡,還有不少文物本身不具錄音內容,卻與聲音有關。這方面我們第一個會聯想到「樂器」,事實上,樂器只是能發出聲音文物的其中一小部分而已,任何器物都能發出聲音。專為聲音而生的器物,除了樂器之外還有鈴鐺、銅鐘、賣冰用的叭噗等等,各式器物利用與敲擊時,也會發出聲音,只是這些聲音是有賴於「用」,方能重現,而這些聲音的重建與重現,是另一個值得探討的課題。

  臺史博自2018年起進行每月一次、以志工為主要參加成員的「知音分享會」活動,會中嘗試請志工們分享錄音資料,在第一次的分享活動中,有志工就提交「摳鼎」影片進行討論,較年輕的館員並無法感受該影片中聲音的意義,但年齡稍長的志工就相當感興趣,直說好幾十年沒聽見了,感到驚訝與懷念。博物館企圖收藏有形的物,但關於依附在相關器物被使用時發出的聲音,以及相關的記憶,我們是不是得以回應?

  以博物館的蒐藏制度而言,將列為典藏品的文物加以「利用」,並發出聲音,是高度受限的,但是不是有一定的彈性,或在一定範圍內發展文物的聲音典藏,或許是可以嘗試看看。在此之前,持續的聲音記憶蒐集工作,求諸於野,再將田野蒐集的聲音與典藏器用進行界面整合,在展示與教育活動上,應可發揮相當程度的效益。所以說,田野聲音資料的蒐集,是發展聲音典藏時可以考慮的一個領域。

  另外有一種聲音典藏,姑且可稱之為「無聲之聲」,就是傳統的紀錄聲音方式—文獻資料。台灣市面上仍留有大量的舊式歌仔簿,手抄本、木刻版、活版鉛印等等歌本歌單,還有新式的樂譜歌本,有些是印行出版品,也有不少因興趣自行抄錄的,都是可轉化為聲音的材料。再進一步衍生,各種文獻資料都得以轉化為聲音,尤其是如果能參酌記寫者的語言習慣,更能適當的復原為聲音。

  將文獻轉為聲音,不僅能擴大服務機能—特別是視覺障礙者的利用,更是相關研究的一門功夫。「解讀」往往不只在字面上的釋義,相當程度要仰賴語言的理解,也就是聲音的理解。如何透過聽覺來認識文獻資料,加以參照利用,是多媒體網路發達的當代與未來社會中,應加以嘗試進行的作業,也可發展為另一項聲音資料工程。

 

結語

  本文從錄音史料的技術面出發,談及器用、文獻的聲音資料利用的可能性,大略指出博物館關於聲音典藏的三大工程:聲音擷取、器物利用、文獻解讀。

  這三大工程在臺灣有些仍屬起步,有的連談都仍未被談到,展望未來,都是應受到注意而發展的方向。至於這些聲音的資料能發揮什麼樣的價值,值得投入資源、大費周章加以發展嗎?就有請廣大的聲音研究社群,以及熱愛聽覺的云云大眾來接力說明了。

 

*本文原擬就「博物館的聲音典藏與近用」為題發表,受限篇幅僅得述及典藏部分,後續近用發展容後另文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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