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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劉馬利（IC之音廣播電台主持人）

（本文為投稿至「樂聲雜音的交響：第3屆聲音的臺灣史研討會」研究分享文章，經作者本人同意刊登於本站。）

如果說「隔行如隔山」是造成報導偏差的主因，那麼是否「盡信新聞，不如無新聞」也成為了媒體近用的一大阻力? 隨著科技的日新月異，網路世界的興起，新聞媒體的專業度似乎也出現了節節敗退的現象，對於社會善良秩序與國家安全已無形中造成了殺傷力。

大眾傳媒，如同隱形的槍炮彈藥，能牽動政治局勢，引領社會風潮、強化集體意識的可塑性、深刻嵌入受眾者的生命中。也像是一個基頻，衍生出不同的諧波，再由各個方向及方位繞射成一個整體，折射出事實的「超文本」（hypertexture），其中混雜著虛幻與真實、迷思與省思，不斷的與理性的「媒體識讀」大玩捉迷藏的遊戲。

本研究聚焦於假新聞、媒體識讀、報導偏差，佐以超文本的分析，並且以筆者在今年三月初所親身經歷的澳洲音樂家布萊特•狄恩 (Brett Dean) 確診新冠肺炎事件為例，牽動了國家交響樂團，也在藝文界掀起一波風浪，媒體扮演居中角色，也為這一起事件徒增了無數個節外生枝的可能。

圖說：布萊特•狄恩 (Brett Dean)記者會

筆者曾在今年三月於《關鍵評論》發表了一篇社論〈媒體「識讀」? 還是媒體「釋毒」?〉初步論述了這整起事件的報導偏差，因此，本研究再以這篇社論的媒體識讀的概念加以延伸，佐以媒體近用的理論，反思受眾者對「第四權」的觀念，除了希望有效打擊假新聞，為媒體報導「釋毒」之外，也審慎思辨當前媒體環境，期許能喚起大眾對媒體識讀的重視，建立健康的媒體環境。

媒體識讀與超文本的相關文獻，已有眾多論述及專書，但假新聞的相關學術研究尚在起步階段，出現於「後真相」(Post-Truth) 時代，「後真相」也被《牛津英語詞典》選為2016年度詞彙，被定義為「訴諸情感與個人信念，較陳述客觀事實更能影響輿論的情況」，假新聞的相關研究在「後真相」成為必要的討論。

對於收視率掛帥的電視台而言，客觀的事實真相恐非他們的主要考量。然而，臺灣新聞台的比例之高，早已為全球之冠，24小時不斷放送的疲勞轟炸，如同「新聞流水席」，導致在新聞選材、報導內容的判讀與審查難以嚴謹，為求獨家與標新立異，新聞從業人員所應有的客觀精確性與職業道德，早已被白熱化的競爭市場，淪為惡性循環的灰燼。

科技的日新月異，猶如一把兩面刃，資訊傳播的高效率、立即性，自由化、多元化，無遠弗屆，然而新媒體的崛起，在「人人皆媒體」的狀況下，假新聞、網路資訊不實等等，違反傳播倫理的行為卻層出不窮。報導偏差，存在於世界各國，早已是沉痾痼疾的現象。但「假新聞」的研究，卻是近幾年才引起學術界熱烈討論的議題。

筆者長年致力於藝文活動的報導，在媒體界服務近20年，親眼觀察到國內各個媒體的策略導向。整體來說，電視新聞台與古典音樂界是有一定的距離，但每當有流行藝人相關的風吹草動，各大新聞台的衛星新聞轉播（Satellite News Gathering，簡稱SNG）往往是爭相報導。每逢在古典藝文團體所舉辦的記者會中，除了一些重量級古典音樂家，由大型國際企業獨家贊助的抵台記者會，或是由文化局、兩廳院等等單位所主辦的旗艦級的展演，會偶爾見到新聞台記者的採訪，但其他的展演幾乎是平面媒體、網路媒體、小型媒體的天下。

一般而言，古典音樂總是給普羅大眾曲高和寡的刻板印象，關注度總不及流行音樂，光就「流行金曲獎」與「傳統藝術金曲獎」媒體報導的篇幅就兩樣情了，足以見得媒體所關心的議題為何。在平時，電視新聞頻道總是大量播放流行藝人的娛樂消息，古典音樂相關報導鮮少出現，為的是增加收視率與關注度，為了迎合眾人的口味，新聞台經常將較為嚴肅的藝文資訊邊緣化，甚至全天候的錄影轉播某位流行歌手的演唱會實況，或反覆跟拍某位藝人的生活動態或轉貼社群網站的資訊，或不斷追蹤某位知名人士的花邊新聞，都可以藉題發揮一番成為一篇報導。相反的，古典音樂的篇幅，如同汪洋中的一小片孤島，在眾多24小時的新聞頻道裡，恐怕連聊備一格都稱不上。

因此，傳統媒體卯起來拼收視率，再加上對於精緻藝術領域長久以來的忽視，造成媒體人對於藝術認知的忽略，所做出的報導混淆了視聽，公信力正逐漸消失。我們就在這些報導的「黑洞」裡，就看誰攻下了「媒體愉悅」(Pleasure of media) 的城池，誰能就能執手黑白，推動棋局，甚至旋轉乾坤，當這些似是而非「口實」，被有心人玩弄於在股掌間，剩下的只是驚鴻一瞥的標新立異。

媒體識讀，固然是世界公民必修的生活課程；媒介文本，更是傳遞整起事件與受眾者的傳播內容，吸引人們的注意力，在受眾當中引發反應；媒體近用 (media access) 的觀念，使得人們可以擁有透過媒體表達個人意見，因此也造成了「人人皆媒體」的現象，造成媒介文本的多元化。如此一來，就很難確保媒體環境的健康，就連在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簡稱NCC) 監控下的有線電視台，都會使用來路不明的媒介文本，如翻拍社群網站的一些鄉民留言與影片、小道消息，再藉題發揮，未經專業判斷與思考，就已然成為媒體報導最大的「防疫漏洞」。

今年 (2020年) 三月初鬧的沸沸揚揚的澳洲音樂家布萊特•狄恩 (Brett Dean) 確診武漢肺炎一事，不只牽動了與國家交響樂團 (以下稱為NSO)，也在音樂界掀起一波風浪，除了疾病為人們帶來的恐慌之外，媒體扮演居中角色，也為這一起事件徒增了無數節外生枝的可能。

這次的事件，也讓NSO的音樂家與採訪狄恩藝文記者的工作風險成為媒體報導的重點之一，而報導這起事件的新聞從業人員為了盡忠職守，也死命的追蹤病毒感染源，成為染疫的高危險群，再加上媒體工作者主觀非專業的自我解讀，之後再釋放出大量的資訊供大眾接收，殊不知，自己可能早已「媒體病毒」的施放者及帶原者，也是暴露於高風險中的受害者。

筆者身為一位具有音樂背景的媒體工作者，是以藝術的角度支撐節目的構思，當初在節目中邀訪狄恩，一方面是因為他是一位活躍於國際樂壇的音樂大師，具有極高的知名度，二方面，筆者在2018年接手了國際作曲家廣播評議會 (International Rostrum of Composers，簡稱IRC) 的臺灣代表，在進行相關資料整理時又猛然發現他的《單簧管協奏曲》是1995年的精選作品，這位澳洲作曲家，在以歐洲人為主的競逐中，硬是打敗群雄，拔得頭籌，締造了奇蹟。

因此，本著一股熱忱，期盼國人能對於狄恩有更多的認識，希望能在節目中介紹他的音樂，聆聽他的聲音。於是在春節過後，筆者就透過NSO詢問狄恩的受訪意願，而他本人也樂於在長途旅程後風塵僕僕的來到電台接受訪問，充分感受到他的熱情與謙和，絲毫沒有大師的架子，在這個人人自危的時間點，大師的慨然受訪，無非是一股雪中送炭的暖意。完全不是如媒體所報導的白種人民族優越感，旁人不可規勸他戴上口罩，或是說他在臺期間是否都有戴口罩，也成了指揮中心、當事人、媒體、網民、受眾者等等之間的口水戰，這豈不成了另類的「飛沫傳染」，讓所有人置身於感染的風險裡嗎?

圖說：NSO專員溫家琪（左）與駐團音樂家 Brett Dean（中）

筆者在居家隔離的期間不斷的被電視台邀訪，連自己所服務的電台也被記者們窮追不捨，在社群網站上的貼文更被媒體翻拍，與那些真正遭到池魚之殃的音樂家一樣，自身對於這樣的媒體曝光皆避之唯恐不及。但各大電視媒體為了填充每節、每個整點及日以繼夜的新聞時段，不能坐視陷入「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窘境，就開始「病急亂投醫」，只要是與古典音樂稍有相關的人士，就如同在大海中抓住一根浮木，殊不知這塊浮木最終會將人帶往錯誤的方向，找上了與NSO「八竿子打不著的藝人」，並且透過畫面的剪輯，讓人誤以為那位「藝人」就是NSO的創意總監，或是曾與NSO合作過的獨奏家，而且在網頁與電視螢光幕前還出現前後不一的訊息，到底是她的稱謂是「管弦樂團創意總監」還是「弦樂團總監」呢? 其實NSO並沒有這樣的「管弦樂團創意總監」職位，此人也非NSO的團員或合作過的演奏家，純粹是媒體補風捉影而來的報導，足以見得這些媒體人對於國內古典音樂生態長期以來的忽視，以致於謬誤百出，張冠李戴。

甚至把網路鄉民的未經證實的留言報導出來，如謠傳狄恩曾到師大音樂系舉辦大師班，只因為系主任是中提琴家，結果造成全校師生的恐慌；曾去聆賞那兩場NSO與狄恩的音樂會的觀眾也開始被貼上莫名的標籤，NSO的內部管理也可以被一群外行人拿來藉題發揮，誇大報導。難道媒體在這個人人自危的當口，已經失去「謠言止於智者」的功能嗎?

電視台之所以會如此的穿鑿附會，絕非只是單方面為了滿足觀眾愛看熱鬧的心理，也希望能填補24小時不斷放送的新聞內容。就音樂家來說，他們因為疫情暫時失去了表演舞台，收入銳減，總希望能「蹭」出一點自肥的熱度，是消費音樂人也好，是搏版面刷存在感也罷，殊不論是否「蹭」出了令人嗤之以鼻的氣味，但將古典音樂搞的像「花邊新聞」，也的確引掀起了陣陣漣漪，就算可能落得「跳樑小丑」的罵名也無所謂。

再者，莫須有的種族情結，也鬼影幢幢的殘存在眾人的心中，一個民族文化的敏感地帶。於是，膚色的差異，被放在顯微鏡下細部檢視，再用放大鏡無限上綱，傳達給眾人時，早已是哈哈鏡中扭曲而誇張的形象，事情的本質早被破壞到只剩殘骸。同樣都是開直播報平安，狄恩所得到的回應普遍和善，但在那之前，一位確診的印尼看護也在病房裡開直播，就引起社會譁然，新聞標題還用了「傻眼」、「爽開自拍」、「病房個資全都漏」負面用詞，這兩位外籍人士都公開了自己的身份與病房的畫面，也都曾與多人接觸，但兩件不相關的事斷不可混為一談。結果另一派人士也痛批這是侵犯隱私權、白種人的自大、國人的崇洋媚外等等，這無非是媒體用「膚色」將兩者混為一談，未免過於武斷。

這些新聞台的記者與政論節目主持人，平時對於藝文活動視若無睹，而今卻來個死纏爛打，之後再加油添醋的報導，前後兩樣情，用聳動的言語來增加收視率及關注度，以致於記者在報導與名嘴進行評論的當下無法精準的講出「國家交響樂團」的全名，且談話的內容錯誤百出，這使得媒體的專業形象大打折扣不說，也造成了社會的恐慌。

新聞自由與隱私權一直是法理上的模糊地帶，新聞價值與公共利益是關鍵性的衡量標準，但要如何定義這個標準，似乎也取決於每一家媒體主觀思維，在民主的環境下擁有相當的自主權，因此實難精準劃分民眾資訊利益與公眾人物的隱私權，在價值判斷時常形成攻訐不休的拉鋸。根據憲法第22條: 「凡人民之其他自由及權利，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者，均受憲法之保障。」但對於公眾人物而言，如與公共利益及新聞價值無關的範圍下，因保有其隱私權。但這次媒體對於音樂家的稱呼上，似乎又太矯枉過正，這起事件牽動了國內的古典音樂界，狄恩又是國際間重量級的人物，與各大知名的交響樂團樂團合作，除了擔任NSO的駐團音樂家之外，又身兼倫敦愛樂交響樂團 (London Philharmonic Orchestra)、德勒斯登愛樂交響樂團 (Dresden Philharmonic)、瑞典室內管絃樂團 (Swedish Chamber Orchestra) 駐團藝術家與作曲家。如此具高知名度的音樂家與動輒上百人的樂團及無數的觀眾直接接觸，似乎保護隱私的措施失去其必要性。

再者，用「國家交響樂團呂姓指揮家」及「境外中鏢的澳洲58歲男性音樂家案例」等等字眼來稱呼這些公眾人物，在禮貌上似乎還是有很多斟酌的空間。要不然，媒體不在一些重要報導中使用「X姓議員被質疑收賄」、「X姓首長被控酒駕」、「X姓藝人涉嫌吸毒」，而是直接報導出當事者的全名? 這些報導固然具有新聞價值，也的確對公共利益具有影響力，但有些內容可能僅僅是未經證實的爆料或是小道消息，也尚在偵查階段，是否有時更需要隱私權的保護呢?

更何況狄恩確診之事已是事實，NSO的音樂總監是呂紹嘉，這在音樂界是眾所周知的事。其他國家的知名人士確診，媒體是直接報導出全名，而當事人也對於公共健康安全高度重視，因此也不刻意隱瞞確診的事實，不怕被貼上標籤，反而透過社群網站提醒周遭人士要做好個人防疫措施。反觀國內，由於負責報導這起事件的記者們與名嘴，似乎對於古典音樂領域較為陌生，缺乏藝術涵養、知識厚度與報導溫度，把「呂姓指揮家」及「澳洲男性音樂家」的事件，講成好像是一篇普通的社會案件，用報導八卦新聞的口吻來對待這一切，恐怕也是意料中的事，隱私權與公共利益的拿捏，考驗著媒體人的智慧。

如此一來，這些媒體工作者猶如出現在螢光幕的PTT鄉民，是否有認真的為受害者與社會大眾設身處地的著想? 對於那些多年訓練的音樂家、長時間培養出的古典音樂欣賞人口，以及好不容易建立起的古典音樂市場，帶來多少毀滅性的影響? 一味的捕風捉影，恐怕最終失去的是受眾者對媒體的信任感。

此篇論文的發表可能會引起媒體界的嘩然，但回歸媒體近用的本質，不論是知識生產者、傳播者或是受眾者，都有責任給予大眾一個閱聽的良性循環，媒體教育絕對是不可或缺的一環，透過檢驗媒體的製作過程、分析媒體產品、消費行為、認識媒體的效力，來用強化眾人的媒體素養，用知識的累積與理性的判斷，以正視聽，而非單方面的、被動的防毒、釋毒、解毒，應該是要從選材、製作、播報、回饋的過程中，就要積極主動的控管報導的品質，避免有毒物質的產生。跨領域的學習雖為老生常談，但絕對是對於媒體人及閱聽人歷久彌新的基本功，有了這些基本功，方能正確的行使「第四權」，媒體近用最終得以真正實踐。

媒體的核心價值，是為了幫助弱勢，拿回失衡的正義，捍衛搖搖欲墜的公民道德，媒體應該是扮演資訊守門員的角色，這一場攸關第四權的保衛戰，我們才正要開始！